《左传》还记载了“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即所谓的“三不朽”说（襄公二十四年）。此说首先是崇尚道德，把道德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其次倡导建功立业，为国家做出贡献。再次是建言立说。“立言”之不朽，应该在“立德”、“立功”的基础之上，“立言”与其时代价值和社会功利是紧密相连的。“立言”之不朽，显示了人们对于言论和思想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此外，还有如“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宣公十二年）、“多行不义必自毙”（隐公元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襄十一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宣公二年）、“骄奢淫逸，所自邪也”（隐公三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庄公二十四年）、“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昭公五年）、“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僖公二十四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昭公四年）等等，无不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与崇高的精神原动力。

开创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先河

朱自清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经典常谈·春秋三传第六》）“史学的权威”，在于《左传》开创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先河。

首先，《左传》是一部“言事相兼”（刘知几语）的史著。《汉书·艺文志》说，古代“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尚书》重在记言，《春秋》专于记事，单一的记言或记事，共同的缺陷就是忽视了历史发展的主体——人。而《左传》却摈弃了单一的记言或记事的“古法”，博考旧史，广采佚闻，集记言记事于一身，以“言事相兼”的崭新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历史是人的社会实践留下的轨迹。人是历史实践的主体，也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左传》有意识地集中写出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上至天子诸侯、王公卿相，下至行人商贾、皂隶仆役，共有三千多个，写得特别出色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春秋五霸、吴王阖闾、楚灵王等诸侯君王，赵盾、子产、晏婴、伍员等臣子，还有许多妇女人物和下层人物。《左传》作者不但详细地写出这些人物的活动，而且揭示他们在春秋时期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赋予人物鲜明的历史意义。《左传》全方位的写人，它相对于“言事分纪”的《尚书》和《春秋》，在史学方法论上是一个质的飞跃。梁启超称赞说“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认识论上，它还可以给人们一个启示，即文学是人学，史学也是人学。

我们说《左传》开创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先河，还在于它全方位的展现了历史。它把春秋时期从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到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直至家臣篡夺的整个过程都详细描述出来。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小霸，敢与周王争锋，宣告周天子王权下落、王纲解纽的开始。其后齐桓公尊王攘夷，晋文公一战而霸，秦穆公独霸西戎，显示出诸侯霸权的迭兴。而后“三桓”擅权鲁国，四分公室，却不料阳虎崛起，一个下人家臣击碎了季孙氏篡权的美梦。从西周沿续下来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冲击和挑战，意识形态里传统的宗法思想和君臣观念遭到了普遍的冲击。《左传》揭示了春秋时期权力下移思想观念急剧变化的详细过程。

春秋时期是诸侯争霸的时代，因此战争不断。《左传》全书中共记录了四百九十二起战争，写得较详细的大战有十四次，如韩原之战、泓之战、城濮之战、殽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柏举之战等，详细叙写了战争中的奇计与谋略，这些奇计与谋略，可以成为孙子兵法的实践注脚，有的在今天也有启发意义。

《左传》还展现了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从《左传》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周王室到诸侯宫廷中的日常生活、宫闱斗争，甚至夫妻密谈、床笫之语。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外交频繁，《左传》对盟会制度，包括礼乐制度，外交中的赋诗用诗，都记载得详细而生动有趣。此外，像妇女生活，宗法制度，典章文物制度，皂隶制度，坐贾行商，无不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