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恒产”指稳定的生产资料，“恒心”指正常的道德行为。而所说的“士”，特指有学识修养的知识分子。孟子认为，一般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作为其稳定的经济来源，就不可能有正常的道德意识，就会违法乱纪、无所不为。如果统治者不能保障人民必需的生活来源，等到老百姓犯了法再去惩罚他们，那等于在陷害老百姓。所以，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主张：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同上）

“制民之产”就是要让老百姓拥有一定的财产，在当时说来就是拥有一些土地。老百姓的财产要足以赡养父母，抚养妻子儿女；要能保证丰年衣食不愁，灾年不至于饿死。有了这样的条件，才可能引导老百姓讲道德，即前面提到的“谨痒序之教，申孝悌之义”，而老百姓也容易接受。孟子“制民之产”的思想，肯定了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对于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行为的决定作用，是正确的，在当时来说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孟子的“仁政”思想突出强调了“民”的地位，具有明显的民本色彩。他提出，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在一个社会中，国家政权要比国君重要，而老百姓又比国家政权重要，这就是“民贵君轻”思想。孟子引用《尚书》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就把“天”与“民”等同了起来，而“重民”也就与“尊天”具有了同样重要的意义，这在二千多年前说来确实很了不起。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孟子不仅提出了“保民而王”，“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离娄上》）的政治主张，而且还引申出君臣关系相对性的观点：“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君臣不是绝对服从的关系，只有当君主敬重和爱护臣下时，臣下才可能忠于君主，反之若君主不把臣下当人看，那么臣下也有理由敌视君主，这是对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思想的发挥。比孔子更进一步的是，孟子还肯定了臣下和人民有反抗暴君的权力：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纤，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谓之贼，贼义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这可认为已具有反专制暴君的民主倾向，而不仅是民本思想了。正由于孟子对专制暴君的有力针砭，所以也不断引起历史上一些暴君的不安和恼怒，如明代的朱元璋就是一例。而孟子的这种思想，反过来成为历代人士反对暴政的理论根据。此外，在孟子的政治学说中还有“王道”与“霸道”之辨、义利之辨等。

四、介绍几部《孟子》注释的名著

最后，我想介绍几部历史上公认的《孟子》的注释作品。在我看来，不管你是研究哪个领域的，只要你想深入了解《孟子》，这些注释作品或许会对你有一定的帮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读本。

. 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这是现存最早的《孟子》注。

按赵岐的自述，他的注是“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旨，分为上下，凡十四卷”。（《孟子题辞》）他采用对一句或数句原文进行注释的方法，每章结尾加上对全章概括性解释的“章指”。赵岐注的特点是：偏重于义理的阐释，而对名物制度及字义的考订训诂则相对较弱。这其中的原因，清代四库馆臣解释得已很清楚了：“汉儒注经，多明训话名物，惟此注笺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然孔安国、马融、郑玄之注《论语》，今载于何晏《集解》者，体亦如是。盖《易》、《书》文皆最古，非通其训话则不明；《诗》、《礼》语皆徵实，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论语》、《孟子》词旨显明，惟阐其义理而止。所谓言各有当也。”

从总体来看，赵注的内容比较平实，较少附会，而其为各章所做的“章指”，对后人理解《孟子》的帮助不小。如后来南宋朱熹在其《孟子集注》中，就对赵注颇多采纳；而作《孟子正义》的清儒焦循，对赵注也评价甚高，认为“生孟子后而能深知其学者莫如赵氏”。清儒阮元在其《孟子注疏校勘记》中则这样评价道：“汉人《孟子注》存于今者，惟赵岐一家。赵岐之学，以较马（融）、郑（玄）、许（慎）、服（虔）诸儒稍为固陋，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于训话无所戾，七篇之微言大义藉是可推。且章别为指，令学者可分章寻求，于汉儒传注别开一例，功亦勤矣。”这可说是公允的论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东汉去战国未远，赵注中还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如赵岐所见到的《尚书》，还不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真伪杂糅的本子，这对我们研究《尚书》就有相当的价值。